才良研究

最高法發布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7件典型案例

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第一批典型案例。

此次發布的第一批7件典型案例,包括合同履行、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刑事犯罪、訴訟保全和國家賠償六種類型,分別體現了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督促政府誠信守約、規范行政管理行為、依法慎用保全措施、糾正違法執行行為、加大國家賠償力度等平等全面保護產權和保障企業家人身權、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的要求。

專家學者表示,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對于增強企業家人身及財產財富安全感,穩定社會預期,使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專心創業,充分發揮企業家在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意義。


7件典型案例


目 錄:

北鵬公司申請刑事違法扣押賠償案

許某某訴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政府行政強制及行政賠償案

重慶某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與瀘州市某某區人民政府等合同糾紛案

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財產保全案

某某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某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某某等侵犯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彭某侵犯商業秘密罪案

某集團有限公司與某市國土資源、房屋管理局土地登記糾紛案

01

一、北鵬公司申請刑事違法扣押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遼寧省公安廳根據舉報線索,組成專案組對沈陽市于洪區蘭勝臺村村干部黃波等人涉黑犯罪立案偵查。偵查期間,除發現黃波等人犯罪行為外,還發現與該村聯合進行村屯改造的北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鵬公司)涉嫌毀損財務文件、非法占用農用地等犯罪行為,遼寧省公安廳遂扣押、調取了北鵬公司100余冊財務文件,并扣押其人民幣2000萬元。

此案經遼寧省本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黃波等人分別被以貪污罪、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定罪處罰,北鵬公司2名財務人員被以隱匿會計憑證罪定罪處罰,北鵬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原法定代表人被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定罪免刑。對前述扣押財物,刑事判決未作出認定和處理。

刑事判決生效后,北鵬公司申請遼寧省公安廳解除扣押、返還財物并賠償損失。遼寧省公安廳逾期未作出處理決定,北鵬公司向公安部申請復議。公安部復議認為,北鵬公司的請求符合法定賠償情形,遂責令遼寧省公安廳限期作出賠償決定。遼寧省公安廳沒有履行該決定。北鵬公司遂向我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由遼寧省公安廳解除扣押,返還財務文件和2000萬元,賠償利息損失869萬余元。

(二)裁判結果

本案賠償請求人沈陽北鵬公司涉案土地屬于鎘污染地且后期已補辦相關手續,本溪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認定北鵬公司及其責任人員構成非法占用農用地罪,但免于刑事處罰,此后,遼寧省公安廳繼續扣押北鵬公司有關款項及財務賬冊,就喪失了法律依據。

經合議庭主持協商,賠償請求人北鵬公司與賠償義務機關遼寧省公安廳先就返還案涉財務文件達成協議,并于2015年12月1日實際履行完畢;此后又達成協議由遼寧省公安廳于30日內返還偵查期間扣押的2000萬元,并支付相應的利息損失83萬元。

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查認為,上述協議不違反法律規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程序的規定》第十一條的規定,決定:一、遼寧省公安廳向沈陽北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返還偵查期間扣押、調取的該公司財務文件;二、遼寧省公安廳于本決定生效后30日內向沈陽北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返還偵查期間扣押的2000萬元人民幣,并支付相應的利息損失83萬元。

(三)典型意義:平等保護民營企業產權 大法官巡回辦案公開質證

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是黨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關于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依法保護產權,應當歷史、辯證地看待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發展中的不規范行為,嚴格規范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

北鵬案的圓滿審結,生動展示了人民法院依法保護產權、平等對待各類市場主體的堅定決心和鮮明態度,突出展示了國家賠償在監督和倒逼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恢復和提升司法機關公信方面的積極作用。今后,我們將進一步加大國家賠償審判工作力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國家賠償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另外,本案的程序意義也很突出。本案案情重大復雜,賠償請求人和賠償義務機關均在沈陽,主要證據也在沈陽,為方便當事人活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陶凱元決定親自擔任審判長并與合議庭全體成員遠赴設在沈陽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開質證、組織協商。公安部對本案高度重視,在刑事賠償復議階段即明確認定遼寧省公安廳的刑事扣押行為違法,為最高人民法院后續審理提供了有力支持,充分體現了公安部與最高人民法院在落實產權保護政策上的共識。

此外,本案當事人當庭達成賠償協議,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運用遠程視頻手段組織討論、作出決定并由合議庭當庭宣布決定,保證了上百本賬冊及2000余萬元扣押款本息得以及時返還,解決了北鵬公司的燃眉之急,公司經營逐步回到正常軌道,該公司實際控制人向最高人民法院贈送了“青天有鑒”等感謝字幅,代理律師亦專門撰文贊揚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公正審理。北鵬案圓滿審結,應該說是人民法院、公安機關、賠償請求人通力合作的結果,突出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巡回辦案的公正性、高效性和權威性,有助于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增進公眾對司法的了解、信賴和監督。

02

二、許某某訴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政府行政強制及行政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7月,因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后溪街西區地塊改造及“兩街”整合區塊改造項目建設需要,原金華市房地產管理局向金華市城建開發有限公司頒發了房屋拆遷許可證,許某某位于金華市婺城區五一路迎賓巷8號、9號的房屋被納入上述拆遷許可證的拆遷紅線范圍。但拆遷人在拆遷許可證規定的期限內一直未實施拆遷。

2014年8月31日,婺城區政府發布《婺城區人民政府關于二七區塊舊城改造房屋征收范圍的公告》,明確對二七區塊范圍實施改造,公布了房屋征收范圍圖,許某某房屋所在的迎賓巷區塊位于征收范圍內。2014年10月26日,婺城區政府發布了房屋征收決定,案涉房屋被納入征收決定范圍。

但該房屋于婺城區政府作出征收決定前的2014年9月26日即被折除。許某某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婺城區政府強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同時提出包括房屋損失、停產停業損失、物品損失在內的三項行政賠償請求。

(二)裁判結果

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許某某未與房屋征收部門達成補償協議,也未明確同意將案涉房屋騰空并交付拆除。在此情形下,婺城區政府依法應對許某某作出補償決定后,通過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方式強制搬遷,而不能直接將案涉房屋拆除。婺城區政府主張案涉房屋系案外人“誤拆”證據不足且與事實不符。鑒于案涉房屋已納入征收范圍內,房屋已無恢復原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宜由婺城區政府參照征收補償安置方案作出賠償。遂判決確認婺城區政府強制拆除房屋行政行為違法,責令婺城區政府于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參照《婺城區二七區塊舊城改造房屋征收補償方案》對許某某作出賠償。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案涉房屋雖被婺城區政府違法拆除,但該房屋被納入征收范圍后,仍可通過征收補償程序獲得補償,許某某通過國家賠償程序解決案涉房屋被違法拆除損失,缺乏法律依據。許某某提出要求賠償每月2萬元停產停業損失的請求,屬于房屋征收補償范圍,可以通過征收補償程序解決。至于許某某提出的賠償財產損失 6萬元,因其沒有提供相關財產損失的證據,不予支持。遂判決維持一審有關確認違法判項,撤銷一審有關責令賠償判項,駁回許某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本案雖然有婺城建筑公司主動承認“誤拆”,但許某某提供的現場照片等證據均能證實強制拆除系政府主導下進行,婺城區政府主張強拆系民事侵權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人民法院應當綜合協調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相關規定,依法、科學決定賠償項目和賠償數額,讓被征收人得到的賠償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補償方案應當獲得、也可以獲得的征收補償,但國家賠償與行政補償相同的項目不得重復計付。

具體而言,對于房屋損失的賠償方式與賠償標準問題,婺城區政府既可以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類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賠償,也可以根據作出賠償決定時點有效的房地產市場評估價格計付賠償款。鑒于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地產評估機構應當根據婺城區政府與許某某提供的原始資料,本著疑點利益歸于產權人的原則,依法獨立、客觀、公正地出具評估報告。

對于停產停業損失賠償標準問題,如果許某某提供的營業執照、納稅證明等證據,能夠證明其符合法律法規和當地規范性文件所確定的經營用房條件,則婺城區政府應當依法合理確定停產停業損失的金額并予以賠償。對于屋內物品損失賠償金額確定方式問題,婺城區政府可以根據市場行情,結合許某某經營的實際情況以及其所提供的現場照片、物品損失清單等,按照有利于許某某的原則酌情確定賠償數額。

遂判決維持原審關于確認婺城區政府強制拆除許某某房屋行政行為違法的判項;撤銷一審責令婺城區政府參照《補償方案》對許某某作出賠償的判項;撤銷二審駁回賠償請求的判項;改判責令婺城區政府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內按照本判決對許某某依法予以行政賠償。

(三)典型意義:保護被征收人產權 促進政府依法行政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頒布實施,為解決征收拆遷中的行政糾紛,實現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領域的“善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礎。被征收人與市、縣級政府通過平等協商達成補償協議后自愿搬遷已經成為常態,需要強制搬遷的越來越少。

在婺城區政府分期分批對二七區塊房屋進行征收補償中,絕大多數被征收人在得到公平合理補償及搬遷獎勵后自愿搬遷,居住條件得到顯著改善。在因建設快速公交等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案涉區塊包括許某某等22戶1184平方米房屋,少數住戶對補償不滿未自愿搬遷的情況下,婺城區政府本應依法分別作出征收決定、補償決定,遵循先補償、后搬遷原則,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以實現強制搬遷。但在征收決定和補償決定均未依法作出的情況下,婺城區二七區塊改造工程指揮部即委托婺城建筑公司在拆除已簽訂補償協議的鄰居房屋時一并拆除了許某某房屋,侵犯了許某某的房屋產權。

這樣的事例具有一定普遍性,暴露了一些基層政府的法治意識不強,不善于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同時也說明一些基層政府在征收補償中未能做到效率與法治的統一,更多考慮行政效能,而忽視程序正義。婺城區政府在案涉房屋被拆除一個月之后才作出征收決定,至今未作出補償決定,未給予許某某任何補償,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由于婺城區二七區塊改造工程指揮部是婺城區政府組建并賦予行政管理職能但不具有獨立承擔法律責任能力的臨時機構,其違法侵權的責任應由婺城區政府承擔。

由于許某某在人民法院審理中始終主張應以在改建地段提供房屋的方式賠償損失,故最高人民法院判決責令婺城區政府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類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賠償,或者以作出賠償決定時的房地產市場評估價格為基準計付賠償款;同時對許某某在合法的征收補償程序中應當獲得、也可以獲得的可得利益損失一并予以賠償。

本案再審判決,充分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所規定的及時補償、合理補償和公平補償的原則精神,體現有權必有責、違法須擔責、侵權要賠償、賠償應全面的法治理念,明確宣示產權人因行政機關侵權所得到的賠償不能低于依合法征收程序應得到的補償。與此同時,本案再審判決充分發揮司法的評價、引導功能,加大對侵犯產權行為的監督力度,防范市、縣級政府在違法強拆后利用補償程序回避國家賠償責任,從而促進行政機關自覺依法行政,從源頭上減少行政爭議,既順利推進公共利益建設,也確保房屋產權人得到公平合理補償。

03

三、重慶某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與瀘州市某某區人民政府等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08年,瀘州市某某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區政府)通過公開招商,與民營企業重慶某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投資公司)訂立一系列土地整理項目投資協議,約定由該投資公司投資3.2億元對該區兩塊土地實施土地整理。協議訂立后,該投資公司陸續投入1億余元資金用于該項目。

2014年,區政府向某某投資公司發函稱,以上協議違反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的通知》和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省財政廳、省監察廳、省審計廳聯合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終止履行以上協議。某某投資公司訴至法院,請求確認區政府終止履行協議的函無效,并要求區政府繼續履行協議。

(二)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區政府解除行為是否產生效力應當依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進行審查。本案中,區政府所提及兩份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規,且未對本案所涉協議明令禁止,區政府以政策變化為由要求解除相關協議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發出的終止履行協議的函不產生解除合同的效力,遂作出(2014)渝高法民初字第00070號民事判決:某某區政府繼續履行與某某投資公司簽訂的相關協議。一審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三)典型意義:有約必守 依法保護企業合同權益

誠信守約是民事合同的基本要求,行政機關作為一方民事主體的更應帶頭守約踐諾。明確在民事合同的履行中作為合同主體的的基本規則,對于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維護投資主體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平等對待涉案企業與區政府,準確適用合同法關于合同解除的相關規定,支持了企業要求繼續履行協議的請求,有效地維護了企業的合法權益。本案的裁判行政機關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對于規范政府行為、推動政府踐諾守信,具有積極指引作用。


04

四、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財產保全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趙某與被告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人民法院依原告申請對被告進行財產保全,裁定查封了案外人濟南萬全啤酒原料有限公司名下的長清國有(2014)第0700038號土地(11524.7平方米)一宗,凍結了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名下的六個銀行賬號。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不服,認為上述財產保全行為影響了公司正常開展經營業務,損害了購房者的利益,提出書面異議,請求變更為查封該公司名下的兩處商鋪,解除對公司多個賬戶的凍結。

(二)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6)魯0124民初3078號之二變更保全裁定,查封了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名下的商業房產,解除了對濟南某置業有限公司部分銀行賬戶的凍結。

(三)典型意義:依法慎用保全措施 維護企業正常經營

財產保全是訴訟中依法對債務人財產進行保全,確保債權實現的重要制度。在經濟新常態下,為促進經濟發展,維護企業的正常經營需要,對經營暫時困難的企業債務人人民法院要慎用凍結、劃撥流動資金等保全手段,在條件允許情況下盡量為企業預留必要的流動資金和往來賬戶,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依法變更保全措施,解凍了債務企業的部分銀行賬號,保障了債務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兼顧了雙方當事人的權益。

05

五、某某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某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某某等侵犯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某某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營業范圍包括熱水器、燃氣灶、吸油煙機等的生產、銷售。屠某某曾出資設立蘇州某某電器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因涉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經人民法院判決,蘇州某某電器有限公司被判令變更企業字號、賠償損失等。

2009年,屠某某與案外人又共同投資設立蘇州某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蘇州某某中山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屠某某;2011年6月,屠某某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某某衛廚公司。上述公司,屠某某均占股90%。2011年12月,余某某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某某集成廚衛公司,其中余某某占股90%。屠某某、余某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從事廚房電器、燃氣用具等與某某衛廚(中國)公司相近的業務,不規范使用其注冊商標,使用與某某衛廚(中國)公司相近似的廣告宣傳語,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

(二)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認為,蘇州某某公司等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在法院已經判決蘇州某某電器有限公司構成侵權的情況下,足以認定屠某某與余某某在明知某某衛廚(中國)公司“某某”系列注冊商標及商譽的情況下,通過控制新設立的公司實施侵權行為,其個人對全案侵權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與侵權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應對侵權公司所實施的涉案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責任。

人民法院作出(2015)蘇知民終字第00179號民事判決,判令蘇州某某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某某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某某衛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將“某某”作為其企業字號;停止侵害某某衛廚(中國)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屠某某、余某某與上述侵權公司連帶賠償某某衛廚(中國)公司經濟損失(包括合理費用)200萬元。

(三)典型意義:保護知識產權 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當前,知識產權侵權易發多發,直接影響企業的正常合法經營發展。本案中,在法院已經判決蘇州某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等構成商標侵權、不正當競爭及停止使用有關字號等的情況下,侵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屠某某、余某某仍然通過設立若干新公司繼續對該商標實施侵權行為,法院認定屠某某、余某某惡意設立新公司實施侵權行為構成共同侵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八條規定,判令屠某某、余某某與其設立的公司承擔連帶責任。本案判決,充分體現了司法審判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人加大懲治力度,對于嚴格知識產權保護,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06

六、彭某侵犯商業秘密罪案

(一)基本案情

貴陽某科技公司在研發、生產、銷售反滲透膜過程中形成了相應的商業秘密,并制定保密制度,與員工簽訂保密協議,明確對商品供銷渠道、客戶名單、價格等經營秘密及配方、工藝流程、圖紙等技術秘密進行保護。公司高管葉某掌握供銷渠道、客戶名單、價格等經營秘密;趙某作為工藝研究工程師,是技術秘密PS溶液及LP/ULPPVA配制配方、工藝參數及配制作業流程的編制人;宋某任電氣工程師,掌握刮膜、復膜圖紙等技術秘密。三人均與公司簽有保密協議。

被告人彭某為公司的供應商,在得知公司的生產技術在國內處于領先水平,三人與公司簽有保密協議情況下,與三人串通共同成立公司,依靠三人掌握的公司技術、配制配方、工藝參數、配制作業流程及客戶渠道等商業秘密生產相關產品,造成貴陽某科技公司375.468萬元的經濟損失。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彭某伙同葉某等三人共同實施了侵犯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造成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重大經濟損失,后果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第二款等規定,判決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彭某不服上訴,二審法院作出(2016)黔刑終593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保護商業秘密 維護誠信經營公平競爭

商業秘密是企業的重要財產權利,關乎企業的競爭力,對企業的發展致關重要,甚至直接影響企業的生存發展。依法制裁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是保護企業產權的重要方面,也是維護公平競爭,保障企業投資、創新、創業的重要措施。本案被告人惡意串通,違反保密義務,獲取、使用企業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等商業秘密,造成了權利人的重大損失,不僅構成民事侵權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而且因造成了嚴重后果,已經構成刑法規定的侵害商業秘密罪。

人民法院依法判處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對侵害商業秘密的行為進行嚴厲懲處,通過刑事手段對商業秘密進行有力保護,有利于促進誠信經營,公平競爭,為企業經營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07

七、某集團有限公司與某市國土資源、房屋管理局土地登記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某集團有限公司與被告某市國土資源、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1月16日簽訂了《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原告依據合同的約定繳納了全部的土地出讓金7085054.35元,并向被告申請辦理土地權屬登記。被告以原告未辦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為由拒絕為原告頒發土地權屬證書。為此,原告以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侵害了其合法權益為由提起訴訟,訴請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職責。

(二)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認定:土地出讓合同的受讓方辦理土地權屬證明時,需要提交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但法律法規未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必須要提交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被告要求原告辦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方能辦理土地權屬登記,無法律依據。遂作出(2015)嶗行初字第145號判決,判令被告于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依原告的申請事項依法履行法定職責。

(三)典型意義:依法規范政府行為 保護企業財產權利

《城鄉規劃法》只是將規劃條件作為出讓土地的前置條件,并沒有要求土地登記需要提交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根據《城鄉規劃法》第三十八條第一款和第三款規定,出讓土地之前應當確定規劃條件,否則不得出讓;城市、縣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不得在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中,擅自改變作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組成部分的規劃條件。

本案中,原告在與被告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前已經取得了《建設工程規劃審查函意見書》,同時原、被告也在《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第十三條中對規劃條件進行了約定。在原告已經付清全部國有土地出讓價款后,持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和土地出讓價款繳納憑證等相關證明材料申請土地使用權登記,符合法律規定條件,遂判決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本案對于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保障企業合法財產權益具有示范作用。


2018年6月30日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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